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的文化学透视（摘要）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恩 和

更广泛地域内的横断面比较和在长时段历时性分析，已对关于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的诸多流行观点提出了挑战。 

一、蒙古国、布里亚特、内蒙古三个地区草原荒漠化的现状与趋势 

由中、蒙、俄三国相关领域学者组成的“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国际科学考察队于2000-2001年间进行的田野考察表明：近几十年来草原荒漠化在内蒙古、蒙古国、布里亚特三个地区已经普遍出现，但其程度、成因、趋势，在不同的国度具有显著差异。

布里亚特共和国拥有35.11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总人口为105万。尽管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2.99人，因大部分国土面积属于丛林和高山，相对狭小的经济活动区域内的人口密度也不低。草原面积从上世纪20年代的300万公顷已减少到世纪之末的210万公顷；在现有草原区域内村落周围和人口密集地区的草原已陆续出现退化，局部地区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地点性荒漠化，其程度远没有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那样严重。

蒙古国拥有1.26亿公顷草原，其中的76.5%即9680万公顷为可利用草原。实地考察表明，该国国土上沙化区域大体可分为大片农田的土壤受蚀和分布广泛的地点性草原荒漠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开垦农田，一方面在该国国民经济中发展了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种植业，另一方面也失去了一定数量的优质草原。广泛分布于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的地点性退化和荒漠化主要分布于：①省、县、巴克所在地以及定居点周围；②牧民冬营地和春营地周围；③明面水稀缺地区泉眼、小溪、湖泊、绿洲、河流的附近区域；④露天矿床开采点周围地区等地点或场所。在这些“点”周围的荒漠化面积和程度，主要因人口和畜群规模的不同而不等，其平均荒漠花半径在1.5-8.0公里之间。凡出现退化、荒漠化的区域内，草场的年生长量在近40年间下降25~73%。

相比之下，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形势更为严峻。研究和考察都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严重破坏；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天然草地在40年代初至1992年的50多年期间从242.36万公顷减少到217.82万公顷，净减少24.54万公顷，下降率为10.1%；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1.30亿公顷降至2000年的1.26亿公顷，净减少400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3.1%，现有草原的6.8%即860万公顷受到严重破坏，至少还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着天然原貌。

二、 内蒙古草原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遭遇的命运 

内蒙古草原地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交错地带，已有许多世纪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朝，就曾有移民开垦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的一部分草原，但乍兴即废，对当地自然生态未能造成严重破坏。那时，除了最西部的额济纳、阿拉善地区外，内蒙古的其它地区大概还没有沙漠。自汉王朝从当时该地区游牧民族匈奴人手里夺取地盘开始，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开垦使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局部恶化，因此到东汉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汉族移民的种植业趋于衰微。鄂尔多斯地区的沙丘大约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

从东汉末期到唐朝初期，内蒙古草原的所有权回到游牧部落手中。由于传统的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成为主导产业长达四个多世纪，草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鄂尔多斯地区先前出现的沙丘并没有扩展。被称为“大碛”的沙丘，也仅是当今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唐朝的中后期，是继汉朝之后又一个大规模开垦内蒙古草原的时期。由于这时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已不如汉代，导致了迅速荒漠化的结果，鄂尔多斯地区南部已有风沙肆虐，库布其沙丘开始扩大并以“普纳沙”、“库结沙”等名字为世人所了解。唐朝屯田制后来迅速由盛转衰，就是其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自然报应。

辽、金、元三代的三百余年间，内蒙古草原基本上属于游牧部落所有。尽管在此期间有过相当规模的屯田，甚至辽朝还在内蒙古东南部利用汉族移民发展过种植业，但与汉、唐时期的以耕代牧不同，所实行的是以耕助牧政策，没有形成滥垦局面。由此可见，该地区的沙化趋势在元代至少已经减缓，甚至完全停止。

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业产生深刻影响的进程出现于清朝后期。在1902——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古西部地区共放垦土地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

民国时期，无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均沿袭了清朝放垦内蒙古草原的“蒙地汉化”政策，并为此制订了许多奖励开垦的办法。伴随从沿海各省通往内蒙古铁路的修筑，移民大量涌入，使草原地区开垦规模更加扩大。毫无疑问，不论是清朝时期还是民国年代，统治者所选定的开垦地区都是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优质草原。

在清末和民国年间的全面放垦、滥垦政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康熙亲征噶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地方，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已经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较他蒙古贫穷”的地方了。再以著名“敕勒歌”的诞生地“阴山北麓丘陵伏沙地区”为例，在上世纪初还是“草过于马脊”的优质草原，其生态恶化主要就是在清末以来的滥垦及其它不合理开发活动造成的。

如此数十年连续不断的开垦，其直接后果便是草原区域的大面积减少，从而致使世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等少数民族被迫放弃故地，迁往草场质量相对低劣、生态环境更加严酷的偏远地区；其连带后果是草原地区的荒漠化。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解放前历代统治者给内蒙古草原带来的荒漠化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加剧了。

首先，农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格局成为蚕食草原的重要基础。其次，大面积无序开垦导致了草原的锐减和沙漠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草原出现了三次大的开垦高潮。第一次是1958——1962年间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开垦草原，大办农业和副食基地。第二次是1966——1976年间提倡所谓“牧民不吃亏心粮”，盲目地开垦草原。在此期间还有众多的的生产建设兵团、部队、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单位也相继到牧区开垦草原，乱占牧场。第三次是1980年代末开始并持续近10年的草原开垦高潮。尽管目前还没有官方关于这次开垦的正式数据，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成果表明，其“开垦强度和开垦面积远大于前两次，……大兴安岭两侧所新开垦面积逾千万亩”。在此期间部队、兵团等单位滥占草原的现象极为严重，据1980年代初资料，仅部队系统就有3大军区、6个省军区、4个兵种的229个单位在9个盟63个旗县建了446个生产单位，占草原面积890万亩，其中开垦135万亩。

过度樵柴和非法挖搂也加剧了草原地区的荒漠化。尤其是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期间周边省区200余万农民先后涌入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等盟、市草原地区挖搂发菜，时间持续了近20年，致使700万公顷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其中400万公顷已经荒漠化。以锡盟苏尼特右旗为例，外省区进入该旗搂发菜的人数达5万余人（该旗2000年末的人口才达7.8万），致使数十万公顷草场退化。以“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为题的中、俄、蒙三国联合考察队于2001年7月底途径该旗时，对其严重荒漠化情景描述为“寸草未生，赤地千里”。 

三、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主要根源 

对导致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主要原因，决策层和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就是超载过牧。但从长时段考察草原的变迁沿革，过牧问题是由开垦、樵柴、滥搂乱挖等农耕行为所造成，其中开垦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首先是因为现有放牧草场已不是过去的辽阔而丰美的草场。

其次，只要简单对比一下从1960年代以来的草原面积就可发现，天然草原拥有面积共下降11.5%；如按可利用面积计算，在三十多年中净减少1697万公顷，共下降了24.7%。

再次，本来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的选择并不是哪个“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是否适应”的问题。但由于“农耕”先进、“畜牧”落后这一传统社会思想根深蒂固，在农业与畜牧业之间所做出的错误的产业选择——“重农轻牧”，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历代统治者把农业种植置于最高地位，实施“主谷制”、“屯田制”，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以及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畜牧业在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至今日还不明确。尽管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时就已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方针，应下决心以二、三十年或半个世纪的时间，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因地制宜，走出一条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路子”，1986年自治区党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为全区经济建设主攻方向，但这些正确的主张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时隔不久，又提出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并把它升格为经济布局的长期政策，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于是所谓“开垦宜农荒地480万亩”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第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

此外，受已开垦土地的荒漠化对相邻草原的胁迫影响，剩余草原的生产力也逐年下降。与1950年代相比，内蒙古草原的产草量已经下降30——50%。经综合考虑许多世纪以来内蒙古草原变迁的上述情况及其长期影响，笔者认为，从根源上说，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实质是垦殖型荒漠化。把牧民的所谓超载过牧当作导致草原荒漠化的首要原因，实际上是找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而已。 

四、草原荒漠化的文化根源 

如上所述，草原荒漠化在蒙古、布里亚特、内蒙古地区已经普遍出现，并且近年来正在加剧；但其目前程度和扩展速度在这三个地区间又有显著差异。“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联合考察队相关领域学者们认为，蒙古和布里亚特地区近几十年间形成的草原荒漠化仍处于地点性荒漠化阶段，其扩展速度也相对缓慢；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荒漠化已经呈现集中连片趋势，并正在快速扩展。他们进而还认为：从本质上看，许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做出的错误的产业选择——以种植业为主的政策导向，是内蒙古地区荒漠化形成和加剧的经济根源；而这种产业政策的选择是由决策者们的经济-文化所决定的。

学者们注意到这三个地区本土民族——蒙古族千百年来沿袭和传承的生态文化传统，对该地区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中亚草原上繁衍生息的悠久岁月中，蒙古族同其它游牧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游牧文化，其核心就是渗透于他们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即他们的自然观和生态观。

考察队经济-生态组成员们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凡上述生态文化所受的冲击较少即对待自然环境的传统习俗保留较好的区域，都是草原植被保持较好的区域；反之，凡这些传统受到严重冲击，传统习俗急剧失传的地区，同时也是荒漠化形势严峻的地区。人们不得不承认，草原荒漠化所以在蒙古地区最轻，迄今仍在保留三分之一以上的原生草原，其传统生态文化在民众中得以较完整的保留，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建立自然保护区传统作为例，内蒙古自治区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截至2000年底所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96个，总面积达765.0万公顷，占全自治区国土面积的6.5%；而蒙古的自然保护区设立工作从1787年开始，从未间断过，到2000年末时已达48个，其总面积为2050万公顷，占该国国土总面积的13.1%。

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文化根源，主要表现在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对草原持有的不同价值观上。

首先，农耕与游牧民族持有截然不同的经济价值实现方式。游牧民族，例如蒙古族及其先民们，自古以来就是在人——家畜——自然界——人这种闭循环中，即通过家畜的生产力来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经济需求的。因此，草原的丰美程度本身是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即草原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而传统的农耕民族实际上没有“草地”概念，对他们而言，草地就是荒地，越是水草丰美的草场，越值得垦殖、采挖和种植；否则就是资源的闲置，就是浪费。由于这种农耕价值观在包括近半个世纪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扮演了主导文化角色，古代的“主谷制”、“屯田制”才得以演变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生产建设兵团等。

十分遗憾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新中国相继成立之后，对草原价值的这种错误观念被继承了下来。中国本是个草原大国，但直到1985年才出台了专门的草原法；并且在现行宪法颁布之前，草原的资源属性在前三部宪法中都没有得到明确反映。

其次，农耕与游牧民族关于草原的社会-精神价值观也大相径庭。移居草原的农耕民族认为开辟了新的安身之所；而游牧民族因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辽阔的草原，从而认为草原就是他们社会存在的空间，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就是草原民族；农耕民族的大量迁入定居被认为是自己生存空间的缩小。秀丽山川、辽阔草原早已成为游牧民族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创作的对象和源泉，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以蒙古族为例，他们驯化和培育了适应中亚草原严酷自然环境条件的五种家畜，并在经营这一独具特色的畜牧业的悠久岁月中创造一整套生产工艺的同时，相当系统地掌握了关于草原地区动植物群落、地上地下资源方面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和生态观。正如??. ??. 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所评价：“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而农耕民族对此却没有起码的认识，“逐水草而居”成了他们描述游牧文化落后的代用词。把北方民族视为落后民族，甚至把林海茫茫中以林副业为生的居民视为野人，是中原汉族根深蒂固的观念。解放后提出和实施的“定居化”政策，虽在吸收定居文明长处方面有可取之处，但把牧区的贫穷落后统统归于游牧生活造成，进而做出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使牧区完全定居化的决策，实际上也是“农耕先进，游牧落后”传统思想的沿袭。

应当指出，20世纪后50年对草原的开垦虽没有前50年（清朝后期至民国结束）的规模，它对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扩大和加剧所造成的后果却更为严重。众所周知，解放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特别是蒙古族已经成为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如上所述，草原又是它们的家园。那末由这两个前提得出的一个直接的逻辑推论便是：近50多年间大量开垦草原就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一种自毁家园的行为。因此对这一时期造成的垦殖型荒漠化更有深刻反省的必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己——包括“当家作主”的许多蒙古族，丢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诸多优秀特质，已经农耕化了。 

五、简要结论 

从对蒙古、布里亚特和内蒙古地区游牧文明变迁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1）在内蒙古草原成为农耕与游牧这两个民族相互影响和扩张地带的漫长历史中，凡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大片草原保持了水草丰美、蓝天绿地的景象，局部地区出现的生态恶化也受到了遏制。游牧民族所以能够维护自然生态的完好状态，不仅是由于他们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产业选择，也得益于他们的游牧文化。那种认为游牧民族仅凭自己稀少的人口维持了草原丰美的看法，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事实上，游牧民族在他们千百年来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已经创造和发展了适应自己周围环境的文化体系。正是基于可称之为生态文化的这一优秀传统，游牧民族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家园——草原的完好状态。

（2）历史地看，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属于垦殖型荒漠化，而导致垦殖型荒漠化的直接原因是沿袭了“重农轻牧”的产业选择，而产业选择错误的文化根源是以农耕文化作为了主导文化，从而致使最适应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逐渐衰落，造成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在大部分草原地区的长期断裂。

（3）如果概括以上两条，人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任何一个特定社会而言，当决策者们设计该社会发展模式时决不能忽视支撑这一发展的文化维度。作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自治区的内蒙古，从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角度重新审视近几十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败得失的时刻，已经来临。新近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关于草原地区退耕还牧、还草、还林的举措，无疑是该地区产业选择上的一种理性回归。但我们不能仅从单纯的恢复植被这一自然生态意义上理解和操作这一战略，确立正确的主导文化应是此地区未来发展任务题中应有之义，即必须重视发展的文化维度。

（4）根据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作为自治区未来发展一个独立维度的主导文化，理所当然地应是一种先进文化。但对草原地区而言，这种先进文化，一方面应能促进该地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能推动该地区民族的持续进步。前者要求它必须是适应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后者要求它必须是基于民族传统的。因此，这种“先进”的文化一方面必须是一种“适应”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必须是一种“继承”的文化。这说明草原地区继承游牧文化精髓的必要性。鉴于人们把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已经年深日久，挖掘、整理其精髓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致力于草原地区发展问题的决策者和学者们的肩上。